《半月谈》是党政机关公务员必备的阅读学习刊物之一，也是考公务员申论备考非常好的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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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月评论
1 高质量发展：中国经济新志向
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，其基本特征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。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，是体现“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”新发展理念的发展。高质量发展主要表现为发展方式转变、经济结构优化、增长动力转换。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国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，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革，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，经济更具活力和韧性。倡导和推动共建“一带一路”，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。人民获得感、幸福感明显增强，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。这些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，是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基础和条件。
推动高质量发展，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，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，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，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们确定发展思路、制定经济政策、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，必须深刻理解、全面把握。
迈向高质量发展，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。
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，要长期坚持。“稳”就是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，不能急转弯、猛刹车、强刺激；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，稳增长、稳物价、扩就业、增收入，保持社会大局稳定。“进”就是要加大调结构、促改革的力度，推进结构调整和各项改革取得重大进展。
要处理好“稳”和“进”的辩证关系。“稳”是“进”的前提条件，如果急躁冒进、只考虑结构调整和改革，却忽视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问题，一旦经济增长出现过快下滑，各种社会矛盾就会凸现，结构调整和改革也无法有序推进。同样，如果一味求稳，畏手畏脚，不推进结构调整和改革，不优化经济结构，不培育新的发展动力，将来经济增长的基础则难以夯实。在“稳”的前提下，要扎实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加快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落地显效，而改革反过来有助于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。二者有机统一、互相影响，单纯强调某一方面都不符合“稳中求进”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。
要把握好“稳”和“进”的工作节奏和力度。要加强政策协同，把握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政策取向，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，重在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；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，重在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；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，重在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，优化存量资源配置，强化创新驱动；社会政策要积极主动回应群众关切，注重解决突出民生问题；改革步子再快一些，加快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的改革；开放力度要大一些，大幅放宽市场准入，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。
迈向高质量发展，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重点在“破”“立”“降”上下功夫。
“破”就是大力破除无效供给，把处置“僵尸企业”作为重要抓手，用市场化、法制化手段化解过剩产能。目前，我国煤炭、钢铁行业去产能已取得实质性进展，但是水泥、炼油、造船和电解铝等行业产能过剩压力依然较大。未来破除无效供给，处置“僵尸企业”，推动化解过剩产能仍为重要任务。
“立”就是大力培育新动能，强化科技创新，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，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。近几年来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“青黄不接”是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重要原因。一方面需要不断培育壮大新经济动能，另一方面需要加快推动传统行业技术改造、转型升级，提升整体供给体系质量。
“降”就是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，继续清理涉企收费，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，深化电力、石油天然气、铁路等行业改革，降低用能、物流成本。只有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取得实质性进展，制造企业才有盈利空间，制造业投资、民间投资才能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坚实动力。
进入新时代，面对新矛盾，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、优化经济结构、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、政策体系、标准体系、统计体系、绩效评价、政绩考核，创建和完善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制度环境。
40年前，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，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，我们仍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但经济建设的内涵已发生变化，经济建设的主旋律将是高质量发展，不再是高速度增长。高质量发展将引领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。
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
2 放权地方政府，会一放就乱吗?
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，要“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”，这为开启垂直府际关系改革并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命题。人们对于如何赋权、赋哪些权和赋权后的配套改革，也有不同的解读和认识。有《半月谈》读者担忧，如果放权给地方政府，会不会“一放就乱”?究竟哪些权该放给地方政府?放权以后又当如何监督?
这样的担忧是很现实的。在我国以往的一些改革实践中，确实不同程度面临着“一管就死、一放就乱”的困境。这也正说明构建科学的垂直府际关系的重要性。
在多级政府的管理架构中，越往上站得越高，看得越远，越能够高瞻远瞩和顶层设计；越往下则越接地气，越了解实情，越能够脚踏实地和贯彻落实。以中国一些较大的省份和城市为例，其体量和影响力早已匹敌一些国家，对其赋予充分的权力显得极为必要。否则，任何问题都要通过中央部门的大脑中枢神经去决策，不仅行政效率低下和容易滋生腐败，而且未必能够因地制宜。因此，十九大报告提出向地方政府赋权，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。
就我国现实而言，地方政府所掌握的财权并不低，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占全国的比重在全世界都是位居前列的。但是就人事、规划、审批等方面而言，地方政府的权力又相对较小。这导致中央政府部门普遍使用“项目制”去管理，许多地方政府不得不“跑部前进”，滋生出不少弊端。
在赋权的指导思想上，要明确能放就放的原则。特别是一些“含金量”和“杀伤力”较大的审批权限，不能都抓在中央部门的手中，而应作为典型去研究赋权的可行性。在赋权的过程中，要特别关注省以下特别是县乡政府的自主权，使其能够真正“独当一面”，就地解决问题并满足民众需求，以避免多级政府经常遇到的“中层梗阻”现象。
就赋权的内容来看，在区域规划、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等方面的探索空间较大。首先，许多城市的体量已经较大，但是受制于既有制度框架，无法进行有较强自主性的区域规划和产业布局。其次，要打破“上下一般粗”的组织架构，在地方特别是基层政府推进合署办公和机构精简，使跨部门协调难题逐步破解。最后，要探索人员编制管理权限的下放，允许地方政府因地制宜，动态管理人员编制。目前许多基层部门都大量引入临时聘用人员，以适应刚性人员编制的严重短缺。
对于“一放就乱”的担忧，要理性看待，趋利避害。不赋权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不会乱用权，而且会让权力走入不见天日的灰色地带，产生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。赋权意味着地方政府权力的合法化和正式化，有利于开诚布公地谈判和监督。为合适的地方政府赋予匹配和相适宜的自主权，不仅不会乱，而且可以逐步增强政府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。
当然，向地方政府赋权之后，需要加强和完善监督机制，避免发生权力滥用和权力误用。应进一步建立并完善权力清单和备案审查制度，使权力的来源、去向和使用都能够有法可依、有据可查、有迹可循。更为重要的是，除了自上而下的监督外，要逐步强化社会监督与公共问责的制衡力。通过信息公开、公众参与和媒体监督，对政府权力运行进行“无死角”的立体化监督。
3 摘了贫困帽，长怀“脱困”忧
2017年，全国28个贫困县宣布脱贫摘帽。脱贫摘帽，不是大获全胜的终点，而是新征程的开启。摘帽之后，基层干部和群众都在做什么?想什么?近日，半月谈记者分赴江西井冈山、贵州赤水、青海同德3个脱贫摘帽地区进行了实地走访。
“幸福的感觉像瀑布砸在石头上”
红军“四渡赤水”发生地贵州省赤水市，处于乌蒙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区内。
在赤水大瀑布景区核心区的黎明村走访时，曾经的贫困户王正江给半月谈记者算了一笔账：自从水泥路修到家门口，他家20亩竹林地一年卖竹原料和竹笋就增收一万元以上，加上猕猴桃产业和漂流项目，每年有4500元以上的分红，儿子和儿媳在景区上班每月有4200元，加起来全家一年有6万多元收入，“这种幸福的感觉就像瀑布砸在石头上一样”。
昔日的黎明村，地处深山、交通不便，是一个失学儿童多、贫困户光棍多、无业游民多的“穷三多”村。自2014年开始，在精准扶贫政策推动下，政府修了80多公里通村串户路，曾经偏远贫穷的黎明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种植业，一跃变成产业多、老板多、收入多的“富三多”村。
在江西井冈山茅坪乡神山村，一面由27张贫困户照片拼成的“笑脸墙”的左上方，昔日村里家境最难的贫困户彭夏英身着绿色新衣，笑容中带着几分腼腆。
在政府帮助下，2016年，彭夏英拿出多年积蓄，将住了大半辈子的农房腾出来，开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。“靠着经营农家乐，现在我家的年收入超过10万元!”彭夏英笑着说。
在井冈山茅坪乡坝上村，村里的贫困户参与“红军的一天”培训饮食接待，每户增收约2.3万元。村主任金齐兴说：“过去，村里没什么产业，大家无所事事，赌博之风盛行；现在，大家都在忙，精气神也不一样了!”
家住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尕巴松多镇贡麻村，今年36岁的藏族牧民索南项秀同样很知足：他住进了漂亮的房子，每个月还有1800元的工资。而在5年前，索南项秀住在一个约1米深的地窝子里。那个时候，他几乎不和别人说话。
“还不能有松松气、歇歇脚的思想”
“我们只是阶段性脱贫，还不能有松松气、歇歇脚的思想。”赤水市委书记况顺航告诉半月谈记者。半月谈记者了解到，目前脱贫摘帽县干群最担心的问题有三个。
“脱贫不脱困”现象需要得到更多重视。
依托当地的红色资源发展农家乐，井冈山市茅坪乡坝上村贫困户赖甫秀一家3口年收入超2万元，远高于脱贫标准，成功脱贫。然而，因女儿患有尿毒症，虽然透析免费，但每年门诊医药费2万多元。“这些费用基本都报销不了，我们搞农家乐挣的一点钱只够给她看病。”赖甫秀说。
一个脱贫县移民和扶贫办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：一个3至5口人的贫困家庭，只要有一个劳动力在外打工，即便按照每月2000元的工资计算，其年人均纯收入也能达到国家脱贫标准；对一些孤寡老人，当地已将低保标准提高到每月220元，再加上每月80元的养老补助，年收入也能超过脱贫线。
“对照这些标准，脱贫没有问题，但没有考虑支出情况，虽然地方政府也采取了许多举措减轻贫困户的支出负担，但脱贫不脱困现象仍会存在。”该负责人说。
产业扶贫“种难、卖难”影响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。
半月谈记者走访发现，一些扶贫产业受自然条件、人才瓶颈等多重因素影响，收益的可持续性难以保障。基层扶贫干部表示，村级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一是产业链条短、产品品质差、产品同质化严重，“扶贫果实”卖难问题较为突出；二是缺乏龙头企业带动，加工水平和科技含量低，种植养殖中“一病死一大片”现象屡见不鲜，产业发展脆弱性大、农民返贫风险高。
同德县尕巴松多镇瓜什则村是一个游牧民定居村，村里发展的集体经济是有机肥加工。由于缺乏经营管理人才，2017年租给了一家企业经营，企业第一年给租金15万元，分到村民手中，每人仅有几百块钱。
“争当贫困户”乱象仍然不同程度存在。
基层干部表示，农村极少数群众眼红扶贫政策红利，利用各种手段“争当贫困户”：有的“哭穷”“晒穷”要票子，有的“分房”“分户”要房子，有的缠访闹访要政策，有的甚至故意不赡养老人、遗弃老人……这些乱象不但阻碍了扶贫工作的正常开展，更冲击着社会公序良俗。
“去年五六月，随着农村危房改造的深入推进，我接待了300多户想要危房改造政策的人，这些人绝大部分是长期在外打工的，有些甚至全家5口人坐飞机回来要求政府给其盖新房；有的已经在县城买了商品房，还要求政府给他盖新房，政府不同意，他们就到处拉横幅、网上发帖子。”在乡镇工作了24年的一位镇党委书记说。
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
“扶贫应该是动态的，没有绝对的完成时，只有进行时。”井冈山市柏露乡乡长龙江辉建议，脱贫摘帽后，应保证一段时间的“观察期”，在此期间内需防止帮扶政策“断崖式”退出。
“虽然脱贫摘帽了，但是同步小康还任重道远。”同德县委书记才让太说，未来几年当地将以绿色食品深加工、清洁能源等为重点，引进龙头企业，壮大已有产业。
井冈山市移民和扶贫办负责人黄常辉建议，国家在大力推进产业扶贫帮助贫困群众增收的同时，也应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，减轻他们的支出负担。
赤水市长期镇党委书记李阳冰等基层干部认为，面对越来越多的惠农政策下基层，政府应更加重视农村各群体诉求，切实尊重和保障农民的参与权、监督权，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，让困难群体更好地分享扶贫成果，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。
“脱贫摘帽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，让井冈山革命老区的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，这才是最终目标。”井冈山市委书记刘洪说。
半月话题
4 新时代，中国社会有哪些新走势?
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，经过长期努力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，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。在这个新时代，我国发展也将展现新的特征、出现新的走势。
一是我国将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标准，目前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是跨越人均GDP12616美元的门槛。根据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和年均增长速度，预计我国将会在2025年前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，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。但高收入国家并不一定是高生活品质国家，相当一部分高收入国家都不属于发达国家，所以，进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后，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，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变。
二是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效益将会逐步显现。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，我国加大教育和科技的投入，大力实施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。经过多年的努力，我国已经逐步在国际上甩掉廉价产品生产大国和仿制大国的帽子，出口产品的品质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稳步提高，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效益将会逐步显现和爆发出来。
三是我国将成为服务业和消费大国。我国近20年来一直以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闻名于世，但目前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，服务业的增加值2015年超过GDP的50%，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60%，服务业就业人员占比也将达到42.4%。这会在未来10年带来两大结果：一个是在全部从业人员中，所谓“白领”会超过“蓝领”，知识技术职工人数形成庞大群体；另一个是中等收入群体将会增加到近5亿人，我国将成为一个更加庞大的消费市场。
四是乡村振兴和“逆城镇化”将成为潮流。我国的城镇化已经走过了人口向大城市大规模集中和城市“摊大饼”式地向郊区扩展两个阶段，未来将迎来乡村振兴和“逆城镇化”的新潮流。乡村旅游、乡村休闲度假、乡村观光农业、乡村居住养老、乡村民宿等新兴消费形式将快速发展，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将更加深入，工作方式的深刻变化将使一部分“非上班族”、城市中等收入群体选择乡村田园生活，乡村将会因新的创业和年轻人的到来而重新活跃起来。
五是新的人口红利逐步形成。旧的人口红利主要指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和低成本，这样的时代已基本结束，新的人口红利则主要指劳动力素质的提高。目前，我国农民工多数还只是初中教育水平，劳动力素质提高的空间很大。随着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，随着职业和专业教育水平的升级，随着大学毛入学率在目前40%的水平上快速提高，一大批大国工匠、技师和工程师将会产生，新的人口红利将助推我国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。
六是社会保障将实现全国统筹。社会保障从全民覆盖到全国统筹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，它将打破区域之间、单位之间的利益藩篱，使人民更方便地异地看病、异地养老、异地就业、异地居住，有效地促进社会流动和激发社会活力。
七是极端贫困消除后将开启解决相对贫困的新征程。我国将在2020年全部消除现行标准下的极端贫困现象，这将是一项令世界瞩目的伟业。但这并不意味着贫困现象的消失，相对贫困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，我国将会在新的标准下，开启减少和消除相对贫困的新征程。
半月调查
5 不混“圈子”，没有位子?
“行为极为罕见，影响极其恶劣”——这是甘肃省纪委对金晋哲违纪案的定性。
金晋哲，兰州市委原副秘书长。他毕业不足8年，辗转7个单位，一路升迁；他把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作为培植私人势力的工具，把干部培养使用变成捞取政治资本的交易，形成“有平台、有组织、有路线”的“团团伙伙”……
更加“极为罕见”的是，他依附领导，以“二号首长”自居，要求年轻干部学习自己的讲话，还公开编印《80后干部学习金秘书长讲话精神心得体会》等小册子，成为违纪违法小圈子的“中枢”和“操盘手”，严重损害了兰州市的政治生态。
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，要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腐败问题通过利益输送相互交织，在党内培植个人势力、结成利益集团的行为。金晋哲案可谓此类问题的典型。
“神话”般的晋升之路
2017年6月9日，甘肃省纪委在官方网站公布“兰州市委原副秘书长金晋哲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”的消息，引起不小震动。这距离金晋哲被审查已过半年时间。
1979年出生的金晋哲拥有近乎完美的履历：2002年兰州大学本科毕业后，赴榆中县支教一年。支教结束后，回母校攻读硕士学位，并于在校最后一年入党。毕业后，在甘肃省国资委办公室工作至2009年，其间分别在兰驼集团和酒钢挂职锻炼。
此后4年，他先后任酒钢董事会战略投资委员会项目前期管理办公室副调研员、副主任，兰州三毛公司党委委员、副总经理。2013年4月任兰州市委副秘书长（正县级），同年9月至兰州市七里河区委挂职副书记。
毕业不足8年，金晋哲即已辗转7个单位，以两年一级的平均速度升任正县级岗位。
在兰州大学一些老师的眼中，担任过学生会干部的金晋哲朴实、上进，在支教时也能很快与同校教师打成一片；在同学眼中，金晋哲有超出同龄人的世故和老练，其晋升之路更是一个难以逾越的“神话”。
在部分同僚心目中，金晋哲是话语权仅次于“一把手”的“金老二”，极可能成为政坛“新星”；在一些领导干部眼中，金晋哲有头脑，善于捕捉时机，“很会来事”。然而，甘肃省纪委通报却揭开其庐山真面。
谁“效忠”就提拔谁？
金晋哲的任职经历和违纪事实，无法回避另一个人——虞海燕（甘肃省委原常委、副省长，2017年1月，涉嫌严重违纪，接受组织调查）。
虞海燕曾在甘肃省国资委、酒钢集团、兰州市任职。几乎是虞海燕到哪里，金晋哲就跟随到哪里。他们的审查结论也极为相似，都存在“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、组织纪律，毫无党性原则和组织观念，搞团团伙伙，培植私人势力”等问题。
办案人员调查发现，他们的“团团伙伙”并不止于吃吃喝喝，而是有平台、有组织、有路线，自成体系。
虞海燕任兰州市委书记后，将分属于市委和市政府的督查室合一，指派金晋哲协助分管，直接对虞海燕负责。他们以“推进工作部署、培养年轻干部”为名，分阶段、分层次先后选调141名1970年以后出生的副县级后备干部进入督查室“锻炼”，打造自己的“小舰队”。
当过虞海燕秘书的金晋哲常以虞的代言人自居，对其分管的督查室干部大搞所谓“忠诚教育”。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期间，在全党学习党章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时候，金晋哲却要求督查室80后年轻干部学习虞海燕和他自己的讲话，做忠诚于他们、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与他们保持一致的干部。
每个80后干部都被要求反复学习虞海燕和金晋哲的讲话，而且必须写心得体会和思想汇报。金晋哲对这些书面材料逐一审查，并要求那些思想认识不深、表态不到位的反复学、反复写。同时，金晋哲还将这些材料公开编印成《80后干部学习金秘书长讲话精神心得体会》和《为了谁，怎么做，忠诚担当思想汇报》的小册子。
编辑：江苏恒政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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